采访手记
张尧学喜欢武侠小说。虽然在网络文学极度发达的今天，武侠已经式微，但他仍然喜欢。作为一位“大权在握”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这实在有些令人好奇。
记者问他，他看武侠，是喜欢其中的“武”，还是喜欢其中的“侠”？
他说，他读武侠，喜欢武功的神奇，但更喜欢侠之大者的“仗义”。
“我对武的感觉，有一个演变过程。小的时候比较喜欢武，最后觉得武也不过是编出来的故事而已。
“我真正喜欢武侠，是喜欢其中的行侠仗义的热血。很多事情在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都一样，是很难说清楚的。在正规的体制之下，在现实的制度、文化、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下，不少事情往往令你义愤而又无能为力。你想表达你的心声，想要实现所谓的正义，要通过很复杂很漫长的过程，在体制外几乎没有空间。而武侠就给了你这个空间，在文字世界里打破那些束缚，让你‘出气’，为社会的公正或正义提供一个寄托。”
他觉得，单纯的武太过浪漫，也太过单调。所以要用理性的手段体现出来，这样读起来才更有意思。
“对于文艺，我还是比较认同毛泽东主席的观点，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过去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将人物拔高到一个非人的高度。而真正吸引人的形象，它一定是既在你身边，好像随时能找到，但一定又不是你身边的人，比你身边的人高一些。如果太像你身边的人，你肯定不喜欢，因为每天都接触无数普通人，对这样的普通人都看腻了。而如果高于生活太多，人们也肯定不喜欢，因为找不到共鸣。
“楚留香、韦小宝，就比梁羽生笔下的江海天这些大侠来得好看，因为他们很有人性，抛弃了传统的高大全形象，以其幽默风趣智慧和各种缺点，而更像正常人。”
他谈兴所至，说起最近大火的电视剧《潜伏》:
“《潜伏》为什么能获得成功？因为它既浓缩了真实，又拍得像真实的。里面人物的对话，都不是舞台腔，好像都是生活中的语言，让你感觉不到是编的。但如果不是每句话都经过精心设计，那一定也不可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普通生活中，谁都不可能一出口就说得那么巧妙。最好的作家或导演，一定要能掌握好这个度，要做得天衣无缝。
“包括报纸杂志，如果写出来的东西偏离了理性和逻辑，人们就不爱看。写文章一要顺畅，二不能偏离逻辑。一旦拔高到逻辑不通，如果读者的水平还在小学中学阶段，那可能还会看下去，但是如果读者的智慧足以超过作者的逻辑，那他就一定会认为你写的是垃圾。当然也不能太高于读者的智慧，否则读者看不懂，也不爱看。看文艺作品，就一定要找能与自己内心沟通的来看。正因为每天在平凡生活中烦了，才要找一个与自己接近而又略高于自己生活的来沟通一下。
“这可能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准则之一。包括做
远程教育。所谓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是先烈，领先三步是先驱。太领先了，你就推不动，费尽力气可能也行不通，最终不敌传统的力量。”他说。
——采访到最后，回头总结一下，却发现，这句话居然正成了本次采访的总纲。
“我很浪漫，我也很严肃。”这是采访时，张尧学半开玩笑式的自我表白。
本来是讲武侠，但是讲来讲去，他还是绕到工作问题上了，令人不禁隐约有些失落，但期盼又随即而来，因为得以窥见一位管理者的思路，无论如何是件难得的事。
张尧学的兴致似乎颇高，语调轻松，也越来越风趣: “优秀的人，是要引导大家前进的，所以不能走得太快，要带着大众不断地一步一步前进，这样你就创造了历史。否则，你就难以在历史进程中生存下来。
“不是说你不优秀，可能恰恰是你太优秀了，你是优秀中的优秀，大家都难以企及，接受不了，最终只好让你死了算了。如果你太落后，也是如此。
“所以，在历史发展上，走得太快你要死，走得太慢你也要死，不走你也要死。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你应该前进一步而你又不走的时候，恰到好处地推你一把。比如
远程教育可以用先进的手段来承载，可以用公共服务体系把教育服务送到学习者面前，但是许多人不这么做，这就叫惰性，我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们克服惰性。”
不得不说，张尧学是一位有着特殊魅力的司长。记者知道他平时对待工作以及对待学生学业的严厉，但是此番前来，见到的却是如此乐呵俏皮的一个人，不由得对他的成长经历大起好奇心。而他居然也不忌讳，就这么率性风趣地讲来。
聪明而敏感的人生
与张尧学面对面交流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说话做事都非常坦诚，底气十足。这与他的智慧有关，也源于他强大的自信。他确实有实力如此自信。
1978年，张尧学决定参加高考，凭借几乎一空二白的底子，在40天内，就把高中数理化全部学完了。张尧学有个同学在乡村的中学当老师，张尧学自学完数理化三本书后，就上他同学任教的学校参加他们的模拟考试。一开始成绩排在最后，后来就排到了第一名，并以很好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其实，张尧学并没有上过高中。高考前，拼音字母一个不会，连三角形面积都不会计算。
文革期间，鼓励学生学农，在农田里，张尧学就兼职给这些小学生当老师。那些孩子问张尧学，三角形面积怎么算，张尧学就告诉他们是“1/2长乘以宽”。旁边的小学老师赶紧过来补救，说，“刚才张老师说的是直角三角形的算法，不是直角的不能这么算啊。”就是这样的水平，谁知道他过了不久就考上大学了。
“这就是本事，你得超越自我。”他说起来也很得意。
考进大学，他又是三年把大学课程学完了，三年学完后他就跟导师说，“我做实验去了。”从此脱离课堂。
刚考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时，学校摸底考试，张尧学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而数学则只考了25分，是全校新生里最低的一个。但到毕业时他的成绩又是最好的。毕业时考出国研究生，全校78届考取了5个，张尧学考第二名。因为英语比第一名差，结果第一名去了美国，张尧学就去了日本。
在日本东北大学网络实验室读博期间，张尧学在美国计算机领域的刊物IEEE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至今仍是那个实验室学生发表论文数量的最高纪录。回国后，只用了三年多，就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当上了正教授。
张尧学略数他这一生，有过农村生活的艰苦经历，有在基层机关工作的经历，有在工厂的经历，有大学的经历，有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有教学科研的经历，有在合资企业当总经理的经历，有在产业部门的管理经历，也有在教育管理部门工作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没有当过兵没有坐过牢，人生的经历他基本都有过了。
丰富的人生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过什么困扰。有的人，从一个环境变到另一个环境，会有一段迷茫。但是张尧学在那么多经历之中转来转去，却向来如鱼得水。他可以前一刻还在列席部党组会，后一刻就跟学生讨论纯科研问题，思维状态的转变毫无缝隙。
丰富的阅历让他的脑子转得总比一般人快，处理任何事情都显得驾轻就熟。他说，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他全身心投入才能处理的事。他开玩笑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可以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写自己的科研论文，等到讨论时，他又可以提出很尖锐的问题和老师讨论。
这个聪明人也有短处。他对陌生环境总是很敏感。他出国，到一个从没去过的国家，还会害怕。平常出国之前，他会花很多精力去记住很多很多电话，准备一遇到事情就打某个电话，找某某人来救他。而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会更加紧张，甚至有时非与别人搭伙同去不可。
说敏感也好，谨慎也好，总之，你绝想不到，这是那个严厉的、风趣的、拥有强大自信的、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张尧学。
快乐阳光的本色
有的人，困苦的生活让他变得阴郁。但是有的人，困苦的生活却让他更加阳光。张尧学明显属于后者。
武侠世界中的主角，往往通过苦修来磨练意志；而上世纪80年代，也有许多年轻人重走长征路来追寻革命时代的心灵。而张尧学说，这些路他早走过了。
1958年始，张尧学的记忆就是生活条件的艰难。再往后，1960年，家里就开始没吃没喝了，在他的印象中，若能有几片菜叶煮煮汤喝，那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直到1965年之后，生活状况才开始缓和，八九岁的张尧学也开始到生产队里放牛挣工分、分粮食。家里养猪，他得去挖野菜当猪饲料；柴火不够烧，他得出去捡柴火，真正能偷偷出来玩的时间很少。
他在农村呆了20多年，22岁才上的大学。上大学之前，只上过5年农村小学，接着是2年农村中学，再长大点，他就开始干重活。后来修堤坝，他挑着一两百斤的担子在堤上走，堤上的路被走烂了，变成“弹簧路”，他一下便扭了腰。这一扭就是一百多天，一起来腰就疼，但他依然必须每天三四点起来干活，干到晚上七八点。在这些时候，他并没有对艰辛的生活心生恨意，反而涌出无穷的斗志来，他想的是将来要如何改变这种生活，令自己和家人不再如此辛苦。
“人活着要有意义，就不能掉进阴暗、压抑的泥潭中去。在任何困苦的环境下，都不要盯着黑暗看，而要去看光明。”他说。
他印象中的那段时间，是每天9点才去上学，下午两三点就回来了，一天到晚文化大革命，一天到晚挖地洞，以一个孩子的眼光，他对那个年代的印象其实挺好。按他的回忆，上学以后也就能吃饱饭了，他跟一群几十个少年一起，白天干干活，晚上打打牌，闲时打打架、偷偷瓜什么的，反正不干大坏事也没人管，总之他觉得挺好玩。
张尧学说，他在官位上的第一追求是做事，而他人生的第一追求则是快乐地生活，不要给周围的人留下烦恼。
其实张尧学批评起人来很厉害，他在高教司8年了，高教司所有的人都让他训过，但却没有谁因为挨了他的训而长久地不痛快。他是个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具有独特的感染力，一旦不再严厉，他便令周围所有人感到快乐。许多官员都习惯了官威，连大笑时都带着几分威严。但当张尧学快乐的时候，你在他的脸上、眼睛里、语气里，却找不到一丝令人紧张的神色，完全是个机灵、风趣的高个子男人，此时他那么讨人喜欢，甚至连原先印在人们心中的严厉的影子也完全消融掉了。
领先一步的智慧
怎样把握这一步的领先？这需要智慧。
目前的张尧学，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这里的智慧，不是小聪明，虽然他的智力确实有些高于常人。形容他的所谓智慧，更多是偏向“慧心”，比如他所崇尚的“知行合一”的状态。
他的“知行合一”，是“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他行事，总要放在天时、地利、人和兼备之际；他推动某件事，必定是看到当下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而从不强求，也从不过多地预测未来。“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有些时代的有些理论到底是对还是错。在以前和现在是错的理论，也许过几十年就是对的。也许某些理论只是适合现代社会而已。人无法预测未来，秦始皇认为他的国家千秋万世，实际二十多年就完了。”他说。
所以，目前能做的事情，他便努力去做，而目前不能做的事，他就不做，连念头都不动一个。他只做他所看准的领先一步的事，至于领先两步、三步或更远，他根本不去想。所以，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充满强大的自信，并且很少有因身外之事感到困扰的时候。他很“狂”地说，“我想做的事情，90%以上都能做成。”比如他在远教行业所做的几件主要的事: 推出“教育超市”和“数字化学习港”的平台，被许多地区高层作为战略性的思维引入，为在中国环境下发展终身学习打下了基础；又如他2000年制定《网络网校管理办法》，获得高度评价。对这些举措的提出和实施，他认为都一如自己的设想，是在合适的条件下提出的，感觉很满意，基本没什么遗憾。
小超越到大超越
张尧学很崇敬毛泽东，他很认同毛泽东的很多做事方法。他小时候每天都背毛主席语录，一个晚上能把几百条语录都背完。
但他并不愿意去刻意学习甚至模仿毛泽东。他说，“人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个人的影响，而要善于吸取各种有益的东西。天地万物，知行合一。人要把万事万物的规律都吸取过来，用来提高、升华自己，这才是你伟大的地方。如果总想着某个人的影响，总是模仿某人，那你永远超不过他。”
“我会有我的判断，我会觉得一个人很伟大，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模仿谁。”
记者问张尧学，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和事，他首先能想起的有哪些。他同样拒绝像许多名人那样罗列一堆人与事的条目。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一定是在多种影响之中形成的唯一的人。”他说。
“因此，要说影响，不是别人影响你，而是你在影响你自己。”
他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在脑子里反省，自己这一天哪些事情做得好一点，哪些事做得差一点。倒不是刻意要自我反省，而是“每天睡觉前，脑子里总得想点事吧？想什么呢？就想自己得了。”
“做得差点的，如果我觉得应该改正，那我就改，如果我觉得不该改正，我就不改。”
“比如我会在工作上严厉批评某个人，也许我的话很重，但对他是有好处的，他下次就会进步，因为他会觉得如果下次为此再让我骂一顿，划不来。那我这个批评方法就不改。”也许，“因此有好多人骂我。骂我就骂我，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似乎是在总结自己的成长，又似乎是在指点某条道路: “你要每天都超越自己，小超越到大超越，十年后看看自己，你会发现，你成长了，你站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上；你不再是年轻的你了，但是你觉得很有意义。
“但是，不要总想着超越自己，总想着就拘泥了，就没意思了，要自然，不要太固执自我。”
知行合一
“人在岗位上，有几件事很重要: 要对你的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等等，有很强的爱心和责任感。制度是推进官员做事的保证之一，但不是全部。作为一个官员，如果你没有对国家民族的爱心和责任感，你做事可能是没有动力的，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很多阻碍，会碰到很多打击，你是退出还是勇猛直前，这就决定于你的态度。”张尧学说，并渐渐说得抒情起来。记者突然想到，他其实还是位作家，写过《又见木兰》等多部散文随笔集。
他说: “人最害怕的事，是当你退休之后，或者你快要死去的时候，躺在藤椅上，看着香山的落叶，看着夕阳的西沉，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那么苍白，没有故事。或者，当你卸下官职之后发现，在你任上，你什么都没干。这时，如果你本来是想办点事的，那你就会十分痛苦。”
“你总要给民族留下点什么，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东西。不管有没有接近那个时候，你总得先想想，当你到了那一天，你怎么办？”
他说，责任感是长期形成的。除了先天的智力，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很少的。“责任感的生成，是长期的，是生活方方面面不同的影响深入人的心智，慢慢化为你的信念。人的形成，人生轨迹的形成，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就如爱心一样，要问为什么人会有爱心，或怎样才能有爱心，那只能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他指着办公室里摆放的一块石头说，“就像那块石头，它为什么会那样？因为它就是它自己那样，并不是谁使它那样。”
他说，责任感的形成也是一样，不要问它是怎么来的，只管按照它的指引去做就是。这就是知行合一，王守仁悟了很多年才悟到的东西。
说到这里，记者不禁联想到他一开始讲武侠时反复说的那句话: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如此推崇侠义，如此强调侠的本色，如此强调武侠为正义留下的自由空间，似乎也能在他自己身上隐约见到一些影子。
他的思维确实很快，他似乎知道最后我要问他什么，说起了武则天的无字碑: “我只是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推动大家，给大家以帮助，使大家通过我所做的事变得更好。我尽量追求领先一步，把握好这个度，但我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做到。至于有没有做到，做得如何，武则天留无字碑，我也留给他人去评说。”(北京报道/本科记者 王铁军)
(来源:05/2009 中国远程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