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畅谈中国高职教育十年发展变革
——高职院校不再是差学生的“集中营”
“高职院校甩掉了‘上学贵，就业难’的帽子。社会在消除‘差学生读高职’的偏见，中国自己的高职教育新模式正在逐步建立。”
6月16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这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十年来的最大变化。
1999年7月进入教育部、在高教司司长的岗位上坐镇八年的张尧学，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轨迹再清楚不过了。他说，“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在起步阶段，‘高收费、生源差、就业难’成为高职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奋进，高职教育现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学生的就业率直线上升，高职院校再也不是差学生的‘集中营’了！”
说到这儿，张尧学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作为高职教育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的提出者和执行负责人，张尧学十年中主持制订了在高等职业院校有着重大和广泛影响的教育部（高）2006年16号文件，以及2008年在全国开始执行的高等职业院校评估方案。而且，他还是百所示范性高职学院评审专家组的组长，对于示范性高职学院的选择以及建设方案的制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及高职教育如何定位，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以及未来方向发展等重大问题时，张司长都如数家珍。
十年终究证明：职业教育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
张尧学回忆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1977~1984年全面恢复，1985年开始十年探索与调整，1994~1998年确立高职教育，1999~2004年规模快速发展，2005至今全面提升质量与加强内涵建设。
据他透露，1998、1999年高职教育进入“快车道”之初存在着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集中在两点：
一是高职教育究竟是高等教育一种类型的教育，还是一种层次的教育？
若是把高职教育定位于高等教育的一种层次，那就是专科。如果是定位于类型教育，则是与“学术型”完全不同的一种教育，那么它就应该具有大专、本科，甚至工程硕士、工程博士等不同层次的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
这种争论最后一直持续到2006年教育部关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16号文件出台。这个文件明确把高职教育定义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并强调要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方法，着力培养有职业道德、有生存和适应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技能实用型人才。
二是高职与高专二者如何区分？
高等专科学校在我国一般指师专、医专等，学制比大学本科要减少一年，从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上与本科相比，虽然在程度上稍有深浅之别，但科目并无太多差异，可以说是本科的“压缩饼干”。而高职，则强调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由于过去在如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技能方面，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模式，因此我们高职的课程设置大多仍是以课堂教学和验证性试验为主，也是一种变相的本科“压缩饼干”。
实际上，无论高职还是高专，都要注重学生技能和基础理论知识两方面的培养，区别只是根据领域的不同，教给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理论基础知识的要求和程度不同而已。
高职教育不再是本科的“压缩饼干”
早在1998年，高教司就开始关注高职院校的发展走向。在探索过程中，人们很容易跟风和走趋同化的路：一说重视动手，就放弃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一提不能忽略基础，马上就回到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至今为止，中国高职院校办学模式实际上是在培养高技能实用型人才与本科‘压缩饼干’模式之间不断斗争着发展”，而张尧学坚持认为，“高职人才培养不能按照‘学术型’的模式进行，决不能把高职办成本科的‘压缩饼干’。”
2000年出访美国盐湖城等地考察社区学院后，张尧学对高职教育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美国社区学院打通了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壁垒，成为一种生产实践与实际环境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如学生学建筑的场地是车间，卡车都能开进去。学生上午一边实习一边学习，把房子的组装构件做好后，下午就用汽车拉到建筑施工现场组装。
在另一个社区学院，他见到学生所有修理的工具和设备都是从福特公司拿来的，学生由福特的工程师来教，坏的汽车开进来，指导教师边讲边指导学生如何修理，学生学的都是实际的应用技术。
张尧学分析，德国“双元制”的职教模式主要是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加强实践训练，美国模式则通过让学生参与实际工作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国的高职教育照搬照抄国外模式都不切实际，只能借鉴国外成功的先进经验，坚持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实用型人才。”
于是，位于湘粤桂交界处的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注定成为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98年由永州农校、卫校合并成立的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既缺钱又没有实训基地，学生毕业后出路少。他们就因地制宜，建立了3条万头规模的生态养猪生产线，从小猪到出栏宰杀只需114天。学生就在生产线边学边干，既学会了养猪、饲料配制，又掌握了防病、治病技术。来自农村的孩子不但可以勤工俭学，不用家里掏钱上学，而且毕业后还可以创办养殖场，自主创业，较好地解决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学生就业等迫切问题。
2002年，教育部组织全国高职院校在湘南这所学院召开“立足地方经济，开展产学合作”的现场会，推广他们工学结合的办学经验。随后两年又分别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了数控加工技术、三产服务业等主题的现场会，以行政手段推进工学结合、培养学生的技能和动手能力的高职发展模式。
职业道德第一，职业技能第二
“高职教育要把坚持职业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原以为张尧学表述有误，没想到他语气坚定地表示，“没错！我说的就是职业道德第一，职业技能第二。”
几年前，张尧学曾买过一辆国内某知名品牌自行车，准备骑着上下班。新车使用之前，还专门找师傅紧固过构件。没想到，才骑了几公里，车轴松了，链条掉了，最后不得不推着自行车回家。
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要与德国、日本货比拼质量的话，必须培养出新一代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在这一过程中，职业道德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把职业道德放在高职教育的第一位，才能培养出找得到工作，干得好工作的人。”他特别强调说。
在实施订单培养，顶岗实习过程中，高职院校还要考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他认为，新时代社会需求日新月异，学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设计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训实践，千万别陷入“为了口号而口号，为了实习而实习”的形而上学误区，随便找一家企业签一个合同，把实习的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扔给企业，那是不行的。
中国高职教育特色模式正在形成
2006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发展的意见》，要求分3年在制造、建筑、能源化工、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农林牧渔和服务业等领域建设100所学校，同时教育部又出台了新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评估方案，按工学结合要求评估其办学方向与创新建设成果。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职教育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方式培养高技能实用人才的进程。
“这是一条高等职业院校自主发展之路”。张尧学总结说，目前，一个花钱少、效率高、符合中国国情的，能使学校、企业和学生三赢的中国高职教育新模式正在形成，这就是所谓的“一二二一”模式。
第一个“一”就是要把学校办成一个整合企业与各种外部资源的开放式平台，例如企业的设备可以“借”到学校并可以不断流动；政府也可把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搬到学校，这样既减少了学校投入，又方便了企业和政府，提高了资源共享度。
第一个“二”是人才培养要注意两个系统，即系统地设计和推进实践技能的培养过程，系统地设计和推进基础理论知识的培养过程。这两个“轮子”互相联系、紧密结合，这是高职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
第二个“二”是学生毕业时要有两个证书，即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最后一个“一”指学校也是一个培训平台，成为服务终身学习的机构。
张尧学认为，这个“一二二一”模式就是力图推进工学结合与校企合作，其关键在于提高认识、改革办学和管理机制、改变双师型教师结构、系统地设计和开发新的实践和基础课程以及加强基地建设等。
高职院校不再是差学生的“集中营”
社会上一度对高职教育存在误解，认为高职院校是低人一等，差生聚集的地方。但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需求结构的多样化，国家配套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以及单独招生的试点与推广，走进高职院校的不再是“低等生”或“落榜生”，而是一大批热心工程技术，希望掌握一技之长的人。许多学生在“阳光教育、成功教育”的氛围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与信心，爱一行，学一行，干一行，培养了很好的交流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
据了解，高职院校的另一支重要的生源来自社会上一些想找新工作、好工作，或在原工作岗位上希望进一步提升技能的群体。“这些可喜变化是建立在高职开放的、系统的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教育平台之上。”张尧学说，高职院校不但逐步向社会开放，而且各学科、专业之间也开始打通。
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发展就快。他们以较高的就业率，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新生报考率、招生报到率说明，高职教育正在以鲜明的办学特色赢得了政府、社会和群众的支持与认可，高职教育的工作者越做越有生气、越做越有干劲、越做越有方向。
回望高职发展的十年，张尧学不仅欣慰，而且自豪：“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做了一件对国家民族、对老百姓、对青年学生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6月23日）